In the Process Was……西东合集

（标题是“从政治理念到政治话语：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

关于方法论：

对于一个既是历时性经验又是共时性热点，既是理论议题又离不开现实语境的研究课题而言，虽然论文的论述方式有些“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往复，希望不是同语反复。

实践压倒理论：

想到一个估计现在不太能公开提的phrase，李-慎*之提到过的“革命压倒启蒙”，其实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是。
国际关系学术史之所以好看，大概就是因为哺育它的是思想史、实践史两条貌离神合，又貌合神离的线索，碰撞而来的“八卦与真知”。不过好像很多学科都是如此~~
“学术八卦”都作为彩蛋埋在注释里了，其实正文里也有……
回到“实践压倒理论”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回退一点？这篇论文大概算一个小小的尝试。
Craig Murphy1994年关于全球治理思想史的专著在十五、六年后仍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框架，让人可以看得更深一些。当然，因为掌握一些一手资料，这篇论文也不至于太偏向于为理论而理论的境遇。
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的分析，就学术研究而言，或将对进一步理解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与不足有所助益；就实践而言，或将拉近宣言、报告的文本与具体落实之间的距离。

论文存在的不足和关于研究的疑问：

首先，对于一篇硕士论文而言，虽然已经选择了一个相对较小，相对理论化的题目，但是写来发现还能铺开很大的摊子。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是按照硕士论文的容量和有一个主旨和thesis argument和一个清晰的outline来写的。但是觉得周边值得讨论的东西还是很多，足够写一个博士论文。所以它终究是一个碎片，不可能全面（当然也没必要全面）；然而当你清楚的知道其中的不足，也知道Viva时候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可能向你提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有些沮丧。我们看学术专著，写书评的时候，很轻松地挑一下人家的底，以证明自己是做了critical reading的。但是自己做论文，就是应该做好准备好被critical reading的。

其次，接上一个问题，此类研究，怎样的容量合适？硕士论文不太够，但是博士论文讨论这样一个题目又是否有意义呢？个人觉得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作为共时性的研究，似乎又是期刊论文的容量和时效性比较合适？虽然作为学位论文，本、硕、博的共时性研究必然要梳理历时性的学术史或者思想史的东西的，加上梳理，还真是硕士论文的容量最搭调。

最后，一个技术性问题：字数，或者说论文的体量。如果说本科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字数要求或者说惯例都是很明确而且有参照系的，硕士论文的体量就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当然也有比较极端点的十万字的本科论文（我见过的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做宗教哲学话题的）。国内中文写作的文科学位论文，本科论文的参照系可以说是学术核心期刊的字数标准（8000-10000字），硕士论文一般要求是3-5万字，博士论文虽然要求是10万字就可以，但是一般参照系都是一本书（20-30千字）的体量。硕士论文其实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素材如何取舍（当然素材有限思路有限另当别论）、字数如何布局都处于吊在当中的感觉。

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4月1日刊（总第333期）
给一个字数完整的原版:)

（目录导读）现实之利，公共之辩，贤哲之梦

（内文导读）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正文）

希腊发生债权危机、西班牙经济问题的凸现、 “欧洲2020”的欧盟未来十年经济战略的颁布、设立欧盟“外交署”进入议事日程……欧盟的2010年，似乎是从多事之春开始的。面对外界的关注，欧洲在埋头打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许已经是一种“又来了”的心态。

各个领域进程不一的一体化程度，东扩后不再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欧盟领导权问题，对外交一致的期待和实际上 “新欧洲”、 “旧欧洲”、“核心欧洲”、英国、美国之间的五角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绵长的“欧洲统一”的“贤哲之梦”而言，已经成为惯常的考验。而在世界舞台上的现实之利和市民社会传统所涵养的公共之辩，让欧洲在实践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争辩。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由欧洲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各国的反对出兵伊拉克的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三十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虽然无缘亲见当时西欧诸报笔戈纷飞的景象，但是日后结集出版，并在最近出了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的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书中第一部分“攻击发起线：2003年5月31日”重现了这场有关欧洲未来的公民论政现场。而加上第二部分“初步反响”和第三部分“后续回应”，几乎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的笔谈阵容使得这本书同时成为文人论政隐形的盛宴。

虽说这次讨论是“由哈贝马斯精心策划”的，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事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公共知识分子、事关跨大西洋关系、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而后来的回应和热议，确远远超过了老哈约稿时的预期。

这块“引玉之砖”俨然是战斗性的，无论是长如口号的标题《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还是文中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对外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声音发声，反对美国不负责任、唯自己意愿是图的外交政策，对内加强“欧洲性”的建构，以文化的联结填平“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差异，而不至于被来自于大西洋对岸的引力扯得四分五裂……俨然是大声说出了“重建欧洲人的欧洲”。

而呼应和回应的讨论文章则平和了许多，也深刻了许多——虽然，几乎所有作者全都明白表达了反对美国的立场。话题是规定的，又是当下国际时局的立现，但讨论的深入，决定了盛宴虽然隐形，但却自然有其之所以为盛宴所在。每一个单篇的观点都是激越的，却在连成一体的谱系中有一个恰好的位置——每一篇都在说“不”，论证的语气却又都像在商榷般。或许是因为，知识丰富的人即使偏激也绝不会偏见；或许是因为，对于政策制定者的一锤定音而言，欧洲和美国都太过丰富。比如，穆希格指出“导致欧洲分分合合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自己与切身的传统疏远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共同记忆与习惯。”抑或只是因为，争辩也是一种建立福斯特（E. M. Foster）所说的“联结”（connection），重申自身重要性却也在同时反观自身的一种方式。

可惜的是，如此公共，如此知识分子的一次贤哲之辩，居然没有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出场——2003年的斯洛文尼亚尚未成为欧盟成员国；2003年的欧盟在乎的是无视欧洲观点的美国，而对“新欧洲”多少有些兄长心态。这场智识的盛宴，到底还是一场“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大陆的对话，“新欧洲”还是成了看客。不然，齐泽克在给这场知识分子的盛宴或增色或增加麻烦的同时，也能有一些来自“新欧洲”和“边缘欧洲”的声音——虽然老齐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中已经回应了这场讨论，但是再公共的话题，只有“旧欧洲”和“核心欧洲”的参与，离成就贤哲之梦，还有很远。

《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
    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桑塔格等著 邓伯宸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OXFORD “WHY STUDY” Paradox

The More I Study
The More I Know
The More I Know
The More I Forgot
The More I Forgot
The Less I Know
So Why Study?

——以上引子

以下正文：...

　　中文版的定名是《荒野指南》。10个短篇的集子，收录：
　　Age of Lead（铅华岁月）
　　Heck Wednesday （平庸的星期三）
　　Hairball（毛团）
　　Weight（体重）
　　Wilderness Tips（荒野指南）
　　（真实的蠢故事）
　　（叔叔们）
　　（泥潭人）
　　（死于风景之畔）
　　（黑暗中的伊西斯）
　　
　　荒野的世界里无奈及其张力。与其说是指南不如说是已经走过的人的路线图。
　　
　　最没质感的是“体重”那篇，还是不习惯第一人称的絮絮叨叨；
　　最妖孽的是“毛团”那篇，从开头妖到结尾，怕那些先锋（Avant-grade以及open这两层意思上）女性；
　　最喜欢“铅华岁月”荒凉之北的无奈及其张力；
　　“平庸星期三”剪影生活，加拿大版《人到中年》；
　　“荒野指南”和《荒野指南》：the ring of time当中，有应和有反讽。
　　关于文学，还是艾柯那两个看似轻描淡写的概念最好解释作者与读者。
　　
　　Sylvia翻译的那部分当中：
　　“叔叔们”的context很北美，不太加拿大；
　　“真实的蠢故事”最具有小说的文本特征；
　　“泥潭人”是“万尼亚舅舅”的当代版和美加版么？终究还是比David Lodge的小说不学院八卦，而是更女性小说文本的；
　　最喜欢“死于风景之畔”的中文译名，如此清新；
　　“伊西斯”是那个神秘女诗人的故事？虽然迥异于“毛团”的context和情节，为什么还是感到了相似的冷风？

Class Presentation of IR Theories

WANG Zikui

Apr. 9^th, 2008

反思现代性与再启蒙
——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国际观

Rethinking Modernity and Re-enlightenment: Postmodern Theories, Postmoder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stmodernist Critiques on World Affairs

I.          现代与后现代的两条线索：作为理论的哲学、政治与作为再现的文艺

A.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西方二元对立传统的当代传承

B.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的几张面孔：
19世纪末的哲学思潮（西方）与社会现代性由哲学而社会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的趋向现代性（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五四运动）；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意识形态意涵（以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为例）；社会现代性，作为“合成变革新机制的金钱与专家制度” （赵一凡, 26）。

C.        后现代理论的挑战：
“来自资本主义扩张欲望、变革逻辑”的“畸变产物”（4）；涵养于现代理论的后现代理论：“知识的反思与再造” （27），即“各种批判、修正、超越现代性的努力”。

D.       现代主义文艺（1910~1960）：“Virginia Woolf的1910年12月”（盛宁2003）：现代化与人际关系的改变，文艺的目的

E.        后现代文艺：对文艺含混性质的抽丝剥茧、多样化阐释与解构主义；建构含混与多义：去中心化的尝试

 

II.       后现代面面观：方法与观念

A.        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作为批判理论之后的后现代理论对本质主义（fundamentalism）的超越；对启蒙的审慎接受与“为我所用”（方法上，如出一辙）

B.        后现代文化批判：社会变迁与文化转-承；批判理论；话语与叙事

C.        后现代哲学话语：“底层结构”与现代社会本质

D.       后现代政治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从话语到知识考古

E.        后现代VS. 现代——以《西方文论讲稿》两卷本封面设计为例：
上卷主要涉及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因此书的封面采用了深蓝（贵族蓝）为底色，贯以红色腰带，以示反叛地火、革命潜流。
下卷基本上是面对西马经典思想家，以及从中派生而来的各种当下流行的左倾批判学派。所以封面设计与上卷相反，是以鲜明紫红（哈佛校旗颜色Crimson，俗称左派红）为底色，以保守的深蓝为腰带，彰显反抗与斗争的继续。

F.        以解构为核心的方法以及对“现代化”为核心的当代强势思潮的审视、批判与反思

 

III.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审视现代性

此处用“审视”（Revisit）而不是“反思”（Rethinking）确实较为确切地表现了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届对后现代理论援引的状况。即：1、主要是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的学术史式的批判，集中于理论分析而较少案例研究（cf.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2、并不排斥借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一些词汇与概念，但从现代性及其后果的视角，对国际关系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观念史的分析；3、借用赵毅衡对形式文论及当代西方文论的评价，如果说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谱系）是自我涨破的话，国际关系理论诸“后学”则是被其他理论外部击破的。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之反思现代性：实践与期待。

 

IV.     后现代国际观：印象、映像与影响

A.        正如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受教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见I与II两部分中相关内容），对于许多当代东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但形成了系统的国际观，他们对国际关系诸问题：战争、国家与民族、文化与观念等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印象与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国际观。并在自己的文章、评论和演讲中表现出来。共性：道义的现实关怀

B.        印象中的后现代国际观批判：观念先导，图景描绘的“拟真性”与信度；精英与理想型；文化传统的束缚。

C.        映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沃尔泽（Michael Walzer）、哈贝马斯、艾柯（Umberto Eco）、齐泽克（Slavoj Ziezik），从一定程度上而言，那些偱回前现代精粹或者持守东亚精粹的知识分子：以徐复观为例。

D.       影响：政策之外的观念；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公共知识分子”。

 

V.        反思现代性与再启蒙：偱回前现代的精粹

A.        从反思现代性到再启蒙。

B.        思想已经变革，作为变革社会方式的再启蒙；并且因为17世纪以来的铸就现代性的启蒙作为方法（approach）在变革观念上的成功，和作为知识传承方式的启蒙。

C.        后现代向何处去：寻回前现代的精粹
“后现代”观念中的前现代固有的思想；前现代精粹与东亚传统——后现代重现/重新发现东亚传统。
前现代精粹——观念与方法：无为、人与天、“层累构造”及其解构、“一”、“合”……
E.g.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田晓菲《尘几录》

参考资料与延展阅读：

Giddens, Anthony: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Pekin University Press,2006(中文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对于后学纷纷指责的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问题，吉登斯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疏其精要，析其矛盾，吉登斯为各路后学大家打扫干净了靶子：现代性及其后果、民族-国家、资本主义。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关于中国思想传统与国际关系的经典新作。题目是框住了的命题，正文却比标题深刻的多，文才流淌自成体系——或者说，本身就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力作。触及了传统与对外关系最深处的东西，即“现代化”观念的非东方性、现代社会理论与东亚传统的冲突、“前现代”思想的后现代性等等。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将出：梳理后学的引导性专业教材。教材的性质使其对每个人每路思潮只是点到为止的梳理，评论也出于才情而非行话与逻辑，但是生动的叙述和思想与历史语境互不偏废的使得讲稿成为出色的“当代西方思想史导游图”。还有就是，学术不总只是一本正经的行话。

 

同时代的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革命心理学的精英视角 

王子夔

    为什么总是法国？如果托克维尔有幸长寿如彭祖，活到今天，他所感所想的，除了“美国的民主”，“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外，想来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勒庞在1894发表的《乌合之众》及其后续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试图从平民视角切入，阐释并描绘法国民众面对革命的心态的并分析“群体低智化”的社会心理的话；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则试图从精英视角切入，在制度及其变迁的框架内，在“民主、共和、自由、宪政……”的谱系中嬉笑怒骂，反观各色人等的革命心理的形成与运行。几乎同时代的勒庞与托克维尔，在无意中注解了法国史学界的两大标签：“社会史”和“年鉴学派”。法兰西的历史是相当具有群体传统的历程。长久以往的群体组成与特质的相对稳固与群体间的疏离，使得原有群体间的藩篱一旦松散，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人在试图寻找并建构认同的，而其间蜂拥而起各种因素与纷争是大众心理产生的温床。勒庞忧心忡忡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打破了原有藩篱，而又不完全地模塑某些认同，使得个体认知紊乱，进而诉求形成群体，形成群体心理。而托克维尔在更早的时候便以评判式的文笔解析道，是旧制度作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时空张力（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时间维度中“共和与复辟拉锯”，也是空间维度中“由首都而外省的延宕”）影响了大革命的历程，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其中的波折也将深入法国文化骨髓的“自由”与“规制”：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托克维尔，前言）同时代的托克维尔和勒庞从政-治和政治两个面，较为完整地描绘了革命心理学。       和托克维尔同时代的，还有大陆之外，海西之地的埃德蒙·伯克。伯克写作于1790年的《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触发并推动了大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陈志瑞，137），可以说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要表达观念的先驱。“这个世界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革新重要，固守传统也同样重要。”（同上，封底）英国革命的经验让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之初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而托克维尔则是横穿了大西洋，又经历了法国革命和个人命运的诸多波折，呕心沥血才得出了类此的结论。法国人托克维尔终究是多多少少陷在了法兰西大地无处不在的革命心理中。        而对于中国长久以来的“传统与变革”之争，或许我们也应读读这位“同时代的托克维尔”。   参考文献：[英]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载陈志瑞、石斌编译：《埃德蒙·伯克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密尔的得与失   S. Mill’s Contribution and Imperfectness
——析《代议制政府》理念下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

 王子夔
    他们能够代表自己[1]，代议制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公民更有效地代表自己。

在《代议制政府》的分析中，密尔用六分之五的篇幅讨论了如何通过代议制“主人”与“主事”的分离，从而通过权力的让渡与集约化，让有条件实行代议制的当代公民集合体[2]，自由[3]，充分而有效地[4]表达意见，并使政府有效地运行。

学界的讨论一般会分析代议制通过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政府模式中，人民向政府让渡权力，与政府的“一次第一类契约与N次第二类契约”的模式来佐证共和/宪政思想。然而，关于代议制“共和”（麦迪逊）还是“间接民主”（达尔）的冠名权之争并未就此得到很好的解释[5]。

但可以注意到，《代议制政府》的第十六至十八章的进一步论述表达了密尔缜密的逻辑。一方面完整了对代议制（政府）的设计与论证，拨开了上述“冠名权之争”的迷雾；另一方面也成为关于民族问题最早的论述之一[6]。

第十六章“和代议制政府有关的民族问题”，十七章“联邦的代议制政府”和第十八章“自由国家对附属国的统治”中，密尔论述了从“由共同感情连接在一起”的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解释，到用“代议制政府”的理念阐释欧洲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殖民地问题[7]的解决。这几章不仅将代议制明确地阐释为共和“多元共治”秩序井然的一种形态，而且较早的表述[8]了“民族自决”的观念。同时，还从制度分析/建构的角度厘清了有别于古典时期希腊罗马，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以来的现代形态的共和。这其中，第十七章分析联邦制一个联邦政府下多个政治单位模式中，州/地方政府向联邦政府让渡权力，与联邦政府的“一次第一类契约与N次第二类契约”是相当经典的例证。如果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民和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民让民主和共和纠缠不清的话，此处的论证把“劫持共和”的“民主”打回了原形。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分的论证正是密尔高于其他论述相似论题的思想家之处。密尔的贡献即在于此。

而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是，密尔欧洲中心的思想及其所在年代的经验性不足，也使他的一部分论证不是那么严谨，也很难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所谓密尔的不足。

但就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而言，密尔的论述和他设计的制度，解说了大半部近现代欧洲民族冲突及其解决的历史。

参考文献：

[英]斯图尔特·密尔：《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英]E. 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张凤阳：南京大学硕士生课程，“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课件，南京大学，2006年秋季学期

允公以政，允德以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美德（Virtue）观及作为理解途径的乐教思想

王子夔 

《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用3/4篇幅析城邦，论政治；1/4的篇幅谈技艺（音乐与体育）。

一部《政治学》，一又二分之一部西方思想经典。思想史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没有学科分野的古希腊城邦造就的是“跨学科”的思想家，而今被我们拿来各取所需——我对《政治学》的“知识考古”几乎也是循思想史和经由音乐的文学的两条线索而来。两相结合或许可以拼出一个相对亚里士多德式的阐释。好在两条线索所属的哲学（Philosophy）和语文学（Philology）两个词同出一源，可以拉过做一个佐证。

亚里士多德把看似不相干的对希腊城邦公民“政治人/政治动物”的经典判断，对政体的分析和对乐教思想的阐释融于一部《政治学》，并经由美德（Virtue）这样一个观念贯穿起来。亚氏的用意不仅在于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判断并阐释“什么是政体和好的政体”；更在于通过对相关领域的比较和阐释，提出“如何达到并维持好的政治”的方式。

权力、秩序和美德（Power, Order and Virtue）几乎是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思想家的共同基因，只是亚氏没有柏拉图那样高调地宣称“哲学王”（Philosophical King）罢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希腊城邦衰败之时，亚里士多德[1]潜心的仍是以“美德”这样一个约束人并塑造人的观念为核心，在《政治学》中，“允公以政，允德以治 ”是反复论证的主线。而卷八详细阐释的乐教思想则对塑造美德，进而维持权力有秩序地运行，提出了解决方式。同时，又回应了“美德”的理念与为公的形式。

美德是“任何值得敬仰的品质或贡献”（any admirable quality or attribution[2]）。它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述中的社群与认同的基础。对亚氏而言，政治的存在有赖于一些必备的美德，德超常人的诸神和无所谓“德”的动物都不需要政治。（“He who by nature and not by mere accident is without a state, is either a bad man or above humanity…[3]”），而引用率更高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4]”等等论述都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论断。在美德之上，进而形成的秩序与正义，约束并保证了权力有效而正常地运行。（“For man, when perfected, is the best of animals, but, when separated from law and justice, he is the worst of all; since armed injustice is the more dangerous, and he is equipped at birth with arms, meant to be used by intelligence and virtue, which he may use for the worst ends.[5]”）

于是，在关于秩序的考察中，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抉择导向了的“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共和政体（Republic）。共和制这项在“政体六分法[6]”中，权衡权力、秩序和美德得来的结论，佐证了“允公以政，允德以治”的理念。但美德这样一个在社会政治语境下，能指（reference）精巧而所指（referee）含混的概念，一度（乃至至今）倒向平民政体这一亚氏所言的共和政体的蜕变，使得“民主劫持了共和[7]”。

不过倘若联系亚氏同出一册的乐教思想[8]，经由音乐学习涵养并且内化而形成的美德，属于每一个可以感受到音乐，并由此修身养性的个人。进而形成秩序，尊敬正义——允公以政，允德以治。

而且进一步而言，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雅典而不是斯巴达。

参考文献：

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 with a supplement On Music. Trans. S.H. Butcher.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g. 1958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Zhu, Gang. Ed. Heritage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ource Book, English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2006

张凤阳、严强、温晋峰著：《宏观政治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In the Beginning was Sound 1.1（未完待开始）

Translated by AzureBaikal

 

圣约翰道：“太初有道。”（John 1:1），而歌德声称：“太初为实。”而在本系列讲座中，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的论点则是：“始于声音。”

讲座一   始于声音（BBC Reith系列讲座 2006年）

“始于声音”

主讲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伦敦 卡多甘音乐厅（Cadogan Hall）

SUE LAWLEY（主持人）：
欢迎来到位于伦敦西部的卡多甘音乐厅。BBC 58年来首次邀请指挥家来主讲瑞思讲座。我们的主讲以钢琴家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下面是他半个世纪前在伦敦首次公演时说的话：

童年的巴伦博伊姆：

我星期四在Royal Festival音乐厅上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采访者：

你当时演奏了什么作品？

巴伦博伊姆：

莫扎特的A大调协奏曲。

采访者：

那你在此地还演出过其他节目吗？

巴伦博伊姆；

嗯，我还在维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采访者：

（对众人：）诸位，今天的主角是一位13岁的少年，大家一定愿意今晚见到他吧。（向巴伦博伊姆：）今天晚上你准备为大家演奏什么作品？肖邦的作品？

巴伦博伊姆：

……肖邦。

采访者：

好，接下来是肖邦的作品，演奏者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SUE LAWLEY：
1956年，13岁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伦敦演奏了肖邦的作品。7岁时，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他的首场音乐会；11岁时他被传奇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称做“奇迹”。音乐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钢琴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后来又多了一个指挥家的身份。目前他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剧院的双任音乐总监。在以下关于他的音乐人生的讲座中，巴伦博伊姆要说的是：有如他所经历的那样，音乐是我们感触世界的一种方式——关于政治，关涉历史，关乎未来，乃至作为根本的“存在”。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并不介意自己的观点引起争议，他很乐意当个公众人物。六年前，巴伦博伊姆力排众议，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成员是人数相等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青年音乐家^[1]。当然，这一活动出色地证明了敌对双方的人们可以通过音乐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
今天是本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中，我们的讲座将从伦敦开始，然后在芝加哥、柏林、拉马拉、耶路撒冷进行本系列讲座。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BBC Reith讲座2006年的主讲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掌声）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非常感谢你。女士们先生们，很有幸被邀请来做瑞思系列讲座[2]。我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坚信要深刻地讲析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说说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这样一来，就很难说是不是真的荣幸，或者说BBC本来就不指望它会是一个长讲座。（观众笑~）

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之事”往往比“难为之事”更吸引我。因为“不可能之事”的背后，可能是一场冒险，更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准备挑战“不可能之事”，试着把音乐中“无法言说”的内容相互联系起来。如果可能，还会讲讲生活中“无法言说之事”。
在芝加哥，我准备探究为什么我们总是低估了自己的耳朵（听力）？谁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景观社会/视觉社会？是什么让我们的眼睛比耳朵权力更大？
在柏林，我想说明为什么在当下世界，如果只给教给孩子们信息（information）而没有真正给他们以教育“成长”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当然，我会联系音乐来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语词失去了意义，或者说有丰富涵义的语词变得名声不佳起来。是我们自己把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敢发表评论、提出观点或者说有自己的观点。而我刚刚说的是“耳闻”比“眼见”更重要——我在这里是要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不过（人们的）心理视角倒是无异于电影导演的视角的。（原文是：But the mental point of view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ilm director. 不知道译出的味道对不对）
在拉马拉，我将谈谈音乐的整合功能，以及音乐家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得心应手的调动音乐的各项元素的。如果一个音乐家掌控不好音韵、曲调、和声、音响、速度，他就根本不可能弄出音乐来。
最后，在耶路撒冷，我准备解释一下“力”（Power）与“劲”（Strength）之间的区别，这对我来说是很关键的一组概念——也是我从音乐中亲历亲悟到的——如果你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奏出了和弦，它也就失去了“劲”（弹性？）

 

 

假如你有心关注，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样一组联系：音乐中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生活中也有很多情况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容。我印象中许多关于音乐的定义都是对音乐的主观理解。唯一令我比较欣赏的是伟大的意大利钢琴家及作曲家费鲁佐·布索尼的定义，他曾说过：音乐是响亮地空气。这个定义表达了一切，但同时什么也没说。当然啦，在这里引用尼采也很合适，他曾说过，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个错误。

（观众笑）

 

本文已发表在《上海城市规划》2005年第4期上，需引用者请查对期刊原文

守护城市历史文脉的坐标点

——论大学校园与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

 

 

王子夔

 

 

【摘要】几乎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同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基本成型，校园及其中的建筑延续至今，成为了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一支。它们在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地域双重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形成了特殊的风格与职能体系。而建筑、校园景观、大学氛围综合而成的历史风貌更因学统的延续而延续[1]。它属于并引导着一座城市文脉的延展。上海，南京两市作为这一大背景中的典例，在大学校园历史风貌的保护中有很多可想，可为的规划，也有很多成功的实践。而在新一轮大学建设与发展中，校园新建筑与原有历史风貌的协调；传承学统，延续老建筑，老校园的“精、气、神”；扩展大学对城市精神和科教兴国的影响力，以期达到保护中的重塑，继承中的创新的目标。

 

 

【关键词】城市，历史风貌，大学校园，建筑，氛围

 

 

【英文标题】Protect the Coordinate Points of Historical Process in Cities: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Scene in University Campus & City

 

 

    城市，作为历史与文明的载体，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活的历史。于中华文明而言，“两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南京，八百年看北京，二百年看上海。” 作为城市文明的载体和生长点，建筑在其或长或短的历史中作为一种“时间偏向的媒体”^[2] 扮演着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历史风貌，表达城市精神的重要角色。

 

 

坐标系：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历史在时间维度里前行，城市在空间的维度中拓展。城市的历史和其中的建筑沟通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性，交汇形成了属于城市的坐标系。

当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城市范围，城市区域分工业已形成；以往的城市建设存在着的必然的“折旧”过程。随着新城，新区，新校园规划与建设的积极实践，怎样对风貌既定的老城区，老校园进行重新规划与改建，怎样找准现代都市和城市传统文脉之间的结合点可以说是城市新一轮发展的钥匙。与此相应，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理念在19世纪末首先在欧洲被提了出来。它有别于描述性的概念，而因时因地的被描述与解析。人们将这样城市坐标系具体到有形的建筑与无形的文脉中，逐渐形成以“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语词为核心，联通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历史文化研究的坐标系。

例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任巴黎市长时曾对巴黎的历史风貌保护评说道：“巴黎是座历史城市，但它有勇气和胆量接受现代的挑战，而决不会放弃自己的灵魂”。又说：“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标志，巴黎在尽量的保存每个时代作品的同时，并没有使自己变成化石，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似的城市”[3]。又如，世纪前的雅典卫城尽管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但其魅力仍征服了现代。而建于明清两代的故宫，则畅述着东方文化的精义。他们使人流连，令人惊叹，成为城市一个时代的标志。

国内在强调整体性的历史风貌保护方面起步较早的上海市[4]，继2002年初步划定地属十区县，占地27平方公里的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后，2004年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徐汇区就其所辖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在《徐汇区新一轮发展重点区域规划介绍》[5]中具体提出了“体现整体保护原则（受保护区域的原真性）。真实历史文化建筑的遗存（建筑及空间环境）。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保留与开发的关系（可操作性）。进行分类、分层次的保护（多样性与兼容性）。风貌保护应尽顾环境改善、设施更新的要求。” 这一洋一中，一略一详的解说可以说是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理念与实践准则的概述。

此外，由于作为历史风貌保护核心的优秀保护建筑在城市中通常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实践中历史风貌保护区无法涵盖所有的保护建筑，因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更多的是因类而宜，各有侧重。在优秀保护建筑政府部门建筑，市政公用建筑，公共建筑，文教建筑，公寓里弄，私人宅邸的分类里，文教建筑因其本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及学统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城市历史文脉的延展。

 

 

坐标原点：大学校园历史风貌的保护

对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personname w

为什么总是法国

 

——读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王子夔

 

 

2005年10月27日开始的巴黎郊外骚乱持续了20余天。其起因是两个伊斯兰移民的孩子意外死亡。但是，情绪的闸门一旦打开，聚集成心理群体，认知强化为认同，引爆的却是移民和对社会政策不满者狂欢式的发泄。

1968年3月的巴黎大学南岱和校区大学生对校方抗议的引子最终导致了5月6日起遍及全法的学生运动的爆发。思想的解放，不满的激发，虽然在左派史家看来是失败的革命，但“五月风暴”扫过，直接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倒台，亦导致了两年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终结。而激起之外沉淀下来的思辨回答，则成就了法国新一代学人。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革命是激情的人群凭着观念的一致，单枪匹马地同有序的职业军队的战斗。

1848年，席卷全欧洲的革命，对法国而言不过是1789年大革命后的又一次余波，又一次的改朝换代。霍布斯鲍姆十九世纪三部曲的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即将年限划分于此间——法兰西几乎涵盖了欧洲革命年代全部的光芒。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急火快攻，疾风骤雨，一幕又一幕的变局。不断的破与立的线索之下，是挺身而出却不知向何处去，不知该支持谁就遭时势所弃的群众；追随领袖并同时将自己的意志膨胀到公权的群众；塑造领袖却也同时摧毁他们的群众。“多数”的个人观念的集合，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利维坦式的“怪胎”……

 

为什么总是法国

 

为什么总是法国？想来勒庞在1894年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之前定会有此自问。而他的后人如我们，拿着《乌合之众》也定会对比勒庞的叙述，首先审度自己的国度和造就这本书的国度。即使如社会心理学这样普适的社会科学也是有自己的国度的。

《乌合之众》脱胎于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在沉淀了作为分析对象的革命事件的感受后，经由记忆得出的分析与论断。具体而言，就是在革命的理想-浪漫主义之外和之上，作现实主义的判断。而正是因为立足于革命之外和之上，这样的判断又难免有意无意地走向另一种理想主义的极端——从认知，评价到结论，勒庞的立足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井然有序”的理想[1]。而糟糕的是，英译本又在书名的翻译上“自作聪明”地强化了群体无意识之劣，而忽视了勒庞由革命心理研究而尽量不带预设（判断性的预设）探究群体形成与运行的那一点点努力。于是，我们读到的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而不是由法语直接而来《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发掘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梳理分析了群体心理，却和古希腊的先哲一样，无法阻止它们的发生。柏拉图的智慧最终没能说服雅典的民众，死在了他力图“教导”的民众的选择里；勒庞之后的群体心理也一再回应他的预言与评价。

勒庞之后，虽然人们在他的引导下对群体心理有所认识，却不可避免地各取所需地认识或者“利用”群体。于是在观察者和研究者对群体心理认识更透彻，分析更深刻的同时，革命者却引用着相同的话语从另一个视角推动群体的强化：它们通常是被称作“理论”的，而实质是观点乃至只是说法，却以意见领袖乃至观念领袖的神化形式出现的观念。而这种“正-反”相对的论调却远远没有达到“合”的认同，只有“理性”与“群体无意识”相互攻歼。而关于个人心理“凡事预则立”的观念与群体心理“凡事不破不立”的判断间往往只能证伪对方，却很难证明自己。而在更多的时候，个体对群体的表述以及群体对个体的评价往往是很难完完全全归于“正”或是“反”之列的。

如在《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中，汤姆·奈仁撰写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会发生”中写道：“五月‘事件’给我们最浅明的教训之一就是行动实践要比理论涵养或预知未来更重要得多。在五月事件的高涨集体行动里，实践宣领先并主导意识。[2]”其中对这次行动的赞许与否，对群体的评述正反与否，已经很难归类了。

在上文提及的“法国记忆”的连绵性之中考察勒庞笔下的群体心理，按照勒庞的框架，并扩大或者缩小地处理他的论证，或许更具有说服力。

法兰西的历史是相当具有群体传统的历程。长久以往的群体组成与特质的相对稳固与群体间的疏离[3]，使得原有群体间的藩篱一旦松散，作为社会行动物的个体在重新寻找与建构认同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争便是大众心理产生的温床。而灌输式的教育，按勒庞所言，即是打破原有藩篱，而又不完全地模塑某些认同，使得个体认知紊乱，进而诉求形成群体的过程[4]。

而且对法国而言，一个思考者众多的国度比一个思想家的国度有着更多的变数。

 

《乌合之众》的启示

 

作为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勒庞围绕“群体低智化”这一核心认识，经验性地探讨了群体心理的产生与运行。

《乌合之众》主要探讨并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变革中，归属感作为一种本能，使聚合人们的力量回应了个体对安全与认同的需求。群体/社群内部均质化符号化的认知，又强化了归属感的表达，认同不可避免的外溢成为“应然”。认同的强化，对内表现为将自己的观念群体化的领袖和将领袖观念化的群众，个体为群体所淹没；对外则表现为领袖意志作为群体话语的一致对外。

法国大革命冲击了王权，使原有的政治-社会体系分崩离析。而革命者远非有准备而来：懵懂的直觉告诉他们，“主权”的概念不可分割，作为整体的人民应该对此全知全享。然而，制度的缺失，会使群众诉诸领袖，进而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而勒庞在此对分析思路的组织的线索性又为针对具体事例，进一步的联系背景分析；或是跳出来，从更抽象的视角解析问题提供了操作的可能。

 

而在方法上，《乌合之众》“多棱镜-札记”式的阐释则为社会心理学的入门者提供了很好的导引。而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比如尝试以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历史事件或是文学作品，并以之作为立论框架的研究，《乌合之众》提供了得以各取所需的参考。

 

读《乌合之众》看人文社科，更多的是得到启示性的视角与切入点。它迥异于《心灵 自我与社会》来自内部的缜密推演，也不同于《日常接触》中贯穿内外的“场”与“角色”。源自社会而立足公共社会的勒庞式分析[5]。对当下而言，新闻的角色，也是新闻人的角色，正是如《乌合之众》那样从外部，告知并引发分析思考。

 

 

《乌合之众》的局限

 

作为一本引出思考的作品，《乌合之众》亦有不少其未尽其意之处。作为入门与启示的导引之外：

“有历史，或者没有历史”，或许是在阅读《乌合之众》的过程中最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全书评述的直接从现象切入并展开，讨论“群体的一般特征[6]”。之后章节的评述虽然也提及了群体意见间接因素与直接因素[7]，但更多的是断章棱镜似的组合，而非经由对1789年革命以来法国的历程的线索式回顾，由具体的史实推演而来。虽然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勒庞，也使他的读者们感到意犹未尽。

而研究手册式的框架结构，也使得本书中的论述常常是点睛式的“顿悟”。作为“质的实证研究报告”，勒庞经验的解说恰到好处，而作为谱系的研究，《乌合之众》或许只能是阐释之初的序曲。

对于群体心理，《乌合之众》提出了现象并陈述了它们的运行，即“如何”。而观点背后的源流，即“为何”的问题，则是一片留白。思考者勒庞在灵感的催化下奋笔疾书，解答了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地运行，而关于解释“为何”的尝试，则是在后期的作品，如《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中才有所涉及的。

 

相比之下，思考者勒庞之后的探讨则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如基督教现实主义大家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可以说从伦理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而且明确提出了影响群体共识的个人之外的整体性因素/变量。而政治哲学家们则从“民主”概念的变迁，民主、共和、自由、宪政的谱系中反观群体心理的形成与运行。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属于法国，群体心理研究的启蒙和启蒙中的群体心理研究。

我们拿来还是用作启蒙。

 

参考文献：

 

1.         [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英]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著，赵刚译：《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5.         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中译者序）”，[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1~26

6.         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06-10-15 二稿

最近fan赵毅衡先生，校车上的时间都搭给他的作品了。深刻的幽默的睿智的涵养的……先生早年是南大外文系英文专业68届本科，81年社科院外文所卞之琳先生的硕士，加州伯克利比较文学博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席……

散文集《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学术专著《诗神远游——中国诗如何影响了现代美国诗》，学术小品《彼岸的诱惑Lure of the Other Side》，其它学术专著还没有瞄过。

读来精妙的散记式的“Lure”一书散记了数十位中外文学文化的“信使”的西游记东游记梦游记，写了二十年（见作者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思花二十年时间收集故事讲故事。历史一旦成为文学化的叙事，便有了“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有了渔王（Fisher King）的雅，也不让罗曼司（Romance）的俗。历史一旦成为故事就面目可亲了，可闻可阅可评可感，可以诠释还不容易被抓到把柄：一个history都会被原教旨女性主义质问为什么不是herstory，索性撇开严肃的his/her的政治正确，留下个story“嘎嘎三五”——轶闻逸事八卦稗官野史，同义词还真是不少。看来历史研究里的社会史从阁楼到地下室再上阁楼是个高招 :)

没有看过《新批评文集》，却读了序言《新批评：“起跳的方式之一是”》，文中对“后学”泛滥的今天重读新批评这类“前学”的重要性深邃入理的分析，“恰恰是因为已非新潮，才能研究清楚。”卞之琳先生的说法实在深刻。让偶本来朦朦胧胧的“从‘前学’入手，在学理/学术史的溯源里涵养学术功底”的思路找到了支持~是所谓的“深入而浅出”？

与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tension），复义（ambiguity），反讽（irony），悖论（paradox）等等，还有经常提到的“细读法”（textual analysis）。而且，这些概念还经常被用错，说明不妨补一补课。

二十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横跨欧美，同时出现：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西方整个哲学思潮的“语言转折”带动的。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做例外。此后出现了“文化转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蔚为浪潮，许多社会与人文学派甚至学科，转而以文化为中心研究课题。

可以说，新批评是被其他学派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却是自我涨破形式主义。从批评理论的“大历史”来看，没有太多的区别：以形式研究为跳板，文化意义的分析才能弹性地起跳。从语言转折到文化转折，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序列。

而1960年代后期 “新批评在美国一度过分得势，全国文学系一律，必然在成功中暴卒。历史如此，今日的各种新理论，也时髦不了多久”在1940年代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之后，跌了同样的跟头。赵先生给的理由是“文学是人类发明的最不守绳墨，最急于跳出框架的活动。”但话说回来，1968反叛的年代从西欧到北美振裂了象牙塔与社会间的玻璃天花板也应该是文学理论转向的原因之一吧~

沿着赵先生文章说开去，不刻意地追新学不说明保守。而且，窃以为找到了问学以至于为学的精髓：真正的“后学”大家如Said，“前学”的功底必然相当扎实，而后再在“后学”中游刃有余。于夔而言，本科论文之“入门”不在于做得新来弥补浅，而在于回到经典。并不讳言是“在文学史门口张望的小孩”，于这层含义，要好好谢谢才哥历史文化复调下的美国文学和三年级写作II，暴伯BOB非人的折磨。

然后，在大学者们开拓的思想史里，找一苇细细的经线，漆上年轻的色彩，韧之。